我發現，各個地方均有苦難文化，東亞各國尤其尊崇。所謂苦難文化，就是倡導先苦後甜，或者說要想成大事，必須先經歷一番艱難險阻。
例如我們熟悉的《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》之中的論證：
舜發於畎亩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為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
又如司馬遷在《報任安書》中列舉的古人：
蓋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
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
屈原放逐，乃賦《離騷》；
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國語》；
孫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
不韋遷蜀，世傳《呂覽》；
韓非囚秦，《說難》《孤憤》；
《詩》三百篇，大抵聖賢發奮之所為作也。
苦難在一定場景於一些人身上，的確會起到激發鬥志的作用，但我覺得不應該將苦難作為成功之前提。
我曾經犯過這類錯誤 —— 小時候練習乒乓球，為了鍛煉自己的接球能力，我將打壞的球用膠帶纏好繼續用，這樣球面是不規則的，反彈回來的路徑也不規則，以此來鍛煉我的反應能力，同時體現我的刻苦。但其實，這種作用微乎其微，因為正常的打球是不會這麼反彈的。最後還鬧了笑話，我姐以為我沒錢買球，偷偷給我買了幾個新球塞給我。
我當時就是過於信奉可以通過苦難鍛煉自己的球技，同時還心存一絲做給別人看的念想，也就是所謂的表面工作。這件事之所以讓我印象深刻，就是因為教育給我的思想，讓我不知不覺將苦難文化植入心底，到了成年之後形成自己的價值觀，與這根植於心的文化產生了衝突。
我回想過去的經歷，那些人生關鍵節點、關鍵選擇以及個人品格的形成，並非來自那些我經歷過的苦難，或者他人的傷害、貶低，而是來自愛我的人、我自身的反思，是他們的鼓勵和支持幫助我一點一滴地成長。
然而，這類苦難文化太深入人心，以至於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，例如喝茶有「苦盡甘來」的說法，教育孩子有「吃得苦中苦，方為人上人」的訓導。
正因如此，不少人接受甚至扭曲了這種文化，以為要成功，需得先吃苦，即使本不用吃苦也要生硬地造些「苦」來吃，這便是自討苦吃。